高层视点| 中省领导|厅局领导| 市县|组织人事|纪委|办公室|政法|部局|开发区|企业 |院校| 医院 | 镇村|领导广角| 当兵的人|选调生|大学生村官|

  • 今天是:
  • 站内搜索:
  • 设为首页
  • |
  • 加为收藏
今日推荐
  您所在的位置首页 >> 陕西(从严治党 营造良好创业环境) >> 正文
黄土地上的探索
——陕西省岐山县农业经济管理体制变革的历史回顾与思考
领导干部网 日期:2018/12/3 21:02:16 来源:
【字体: 】【打印】【关闭窗口

黄土地上的探索
——陕西省岐山县农业经济管理体制变革的历史回顾与思考
张自强
 

     [内容提要]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以农立国的国家。解放后,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问题,党的农村工作方针、政策是党的方针、政策的主要内容。农业经济管理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体现,党和国家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方针、政策通过农业经济管理体制来实现。
  通过对陕西省岐山县农村改革开放的历史回顾分析研究,可以看出:近七十年来,我国农业经济管理体制的变革走过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在农业经济管理体制变革过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
  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时候,研究农村改革开放的历史,是为了“以史鉴今、资政育人”,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使我们的各级领导能够引以为戒,以免重走弯路、重蹈覆辙。


关键词:农村改革开放  历史  思考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农民、农村问题(简称“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党执政后高度重视的问题。“三农” 问题中农业问题是基础,农业经济管理体制决定着农民、农村问题的性质和变化。党的农村工作方针、政策通过农业经济体制来实现。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时候,研究农业经济体制的变革历程,将对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历史的回眸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以农立国的国家。农民问题是历代政府必须重视的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制度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以土地问题为主要任务进行的。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土地改革。从此,以土地制度为内容,在农业经济管理体制上开始了变革的历程。
(一)开展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二)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
(三)农业合作化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倾向。
  农业合作化的实现,是一场深刻地社会变革,为农村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在后期出现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转变过快,形式也过于单一的缺点,以致在长时期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主要表现在:
  1.分配上的平均主义; 2.管理上集中过多,统得过死; 3.劳动组织和生产责任制度不健全; 4.社员入社时所带的耕畜、大中型农具折价偏低。
由此可见,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合作化中的“左”的倾向也是很严重的。这对以后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的不良影响是深沉的。
 (四)人民公社化运动产生了不良后果。
  1958年9月6日,岐山县委发出《关于兴办人民公社的规划》。秋收后,从10月26日至30日,仅五天时间,全县自下而上,把新建的172个高级社联合成6个人民公社,并撤销了23个乡镇。为适应公社化的需要,全县共办起食堂1522个,幼儿园1519个,缝纫部109处。
  当时,实行“吃饭不要钱、干活不记工”的共产主义生活。高店公社(相当于五丈原、曹家、落星三个公社的规模)以三天兴办、三天整顿就全部办起了食堂、托儿所、缝纫部,在向县委的汇报中说:“当今的社员变得像工人一样,钟声叮叮铛铛进食堂吃饭,号声唧唧哒哒上田地生产。大家一条心、一股劲,搞五千斤亩、万斤亩”。当时,县委在向省委的报告中写到:“这不仅把农村妇女劳动力解放出来,而且对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又是一次革命。合作化使家庭由生产单位变成消费单位。今天,家庭又将逐步变成农业工人宿舍。这样,家庭的意义就起了变化。”《陕西日报》头版报道《岐山县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当时,没有经过认真的试点、示范,在很短时间内就基本实现公社化。大办人民公社的过程,实际是大刮以“一平二调”为主要特征的“共产风”的过程,使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是党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
  在公社化运动中,大搞“一平二调”,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 为特征的“左”倾错误,严重违背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引起了农民群众心情的恐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1961年,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始纠正公社化运动中的失误。1962年1月至2月,党中央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系统纠正公社化及大跃进中的失误。2月,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决定实行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9月,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农业六十条”),进一步明确规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并决定这一制度至少三十年不变。“农业六十条”给农民吃了“定心丸”,成为以后相当长时期内指导农村工作的大政策。
  1.调整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
     2.调整管理权限和管理制度;
  3.调整分配制度;
  4.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五)“文化大革命”把“左”倾政策推向极端。
  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全国“左”倾错误路线逐渐占统治地位,农村也难逃厄运。
  1977年与1965年相比,全县粮食生产低而不稳。粮食播种面积由85.82万亩减少到77.83万亩,减少7.99万亩,减少9.3%;总产由22770万斤下降到20372万斤,减少2398万斤,减产11%;由于人口的增加,也因为国家当时在粮食上实行“高征购”政策,农民人均口粮只有339斤原粮;也因在农产品征购上实行“剪刀差”政策,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69.5元,出现了一批“三靠”(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生产队。
 

二、改革的脚步声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农村经济新政策,我国农村经济建设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岐山县认真贯彻党的农村经济新政策,农村经济开始出现新的生机。随后,党中央连续发出一系列关于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一号文件”,通过改革、探索、创新,农村经济走出了一条符合实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一)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农民得以休养生息。
 1.从实际出发,落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
 2.对规模过大的生产队进行调整,适当划小了生产队规模;
 3.把在“文化大革命”中收回的自留地又退还给农民经营;
 4.在大多数生产队实行了包工到组、包工到劳、定额管理、按件记工等生产责任制。
 与此同时,国家从1979年起,提高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粮食征购价格在原基础上提高20%。紧接着,国家为了鼓励农民种粮、缴粮,对于超购部分,又在征购价格基础上,  再度提高50%。这就有效的刺激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大幅度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
上述改革措施,调动了生产队和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逐步恢复起来,农村经济出现新的生机。
  (二)逐步探索实践,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
  1980年9月,中央发出[1980]75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对包产到户从政策上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
  在这一政策指导下,地处秦岭山中的岐山县曹家公社金家磨大队槐树岭生产队,于1980年秋播时实行了包产到户。
  从1982年到1986年,中央每年发出一个“一号文件”,指导全国农村改革深入进行。岐山县按照中央和省、市的部署,不断深入推进农村改革。
  1984年,在岐山县农村结束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的历史使命。农村经济管理体制开始实行家庭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三)逐步开放搞活,全面发展商品经济。
  (四)搞好土地承包调整工作,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
  (五)逐步建立土地流转机制,加快城乡统筹发展。
  1993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发[1993]11号文件)。提出:“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和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经发包方同意,允许土地的使用权依法有偿转让。”
   二十多年来,岐山县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核心,以产业结构调整为抓手,以设施蔬菜建设为重点,按照中共中央有关政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中关于土地流转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法律原则,制定了相关的政策措施,引导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加快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促进了城乡一体化发展。
   岐山县土地流转的基本模式有以下几个模式:
  一是反租倒包模式;二是租赁经营模式;三是集体承包模式;四是复垦耕种模式;五是农转非流转模式。
  党的十六大以后,党中央把“三农”问题列为党的工作的重点。从2004年到2018年,中共中央每年发出一个“一号文件”,推进农村改革深入进行。岐山县按照中央和省、市的部署,推进农村改革深入,取得显著成就。
  2008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带领民政部部长李学举、国务院副秘书长张勇、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唐仁健、财政部副部长廖晓军、农业部副部长尹成杰、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李炳坤等有关部门领导,在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陪同下,来岐山县视察,对岐山县农村改革与发展工作给予赞扬。
岐山县坚持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破解“三农”问题、推进富民强县的重大举措,以产业化提升农业,以工业化富裕农民,以城镇化带动农村,形成了城乡联动、协调发展的新机制,城乡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2010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244元,首次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近年来,岐山县认真贯彻中央、国务院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方针、政策,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80元,比宝鸡市平均水平11209元高出的1099元,增加9.8%。岐山县先后荣获全国文化先进县、全国食品工业强县、全国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建设示范县、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全国最具投资潜力中小城市百强县、科技工作先进县等殊荣,县域经济综合实力居全省第5位。
我国农业经济管理体制,经过近七十年的艰辛探索,终于走出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农村发展道路。
  三、沉痛的教训
  七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管理体制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成绩很大,问题也不少。
  1955年以前,我国农业中多种形式的互助合作和个体农民经济并存的体制是成功的。1956年以后建立的高级社,形式过于单一,管理过分集中,存在明显的弊端。1958年建立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左”的指导思想的产物,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
  1962年起实行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是纠正“左”倾路线的产物,也是纠正“左” 倾路线不彻底的结果。它虽然克服了公社所有制的弊病,却未能克服高级社体制的弊病,而且在有些方面(如基层政权对社队经济活动的干预、公社三级之间的隶属关系等),比高级社更为严重。
  “文化大革命”时期,“左”的影响达到了高峰。农业经济管理体制高度统一,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改革开放以后,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与统一经营相结合的体制,以及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成功地开辟了一条完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农业经济管理体制的新路子。
  但在改革、开放、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近年来,岐山县委、县政府为了追求“政绩工程”,在土地管理上,不顾党和国家法律、政策,未批先占,影响很大。
  一是在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中,权力寻租,组建蔡家坡城建集团,实施“三国文化”工程。未批先占耕地(含以租代征),违背人民群众意愿,强制拆迁,建设中国五丈原诸葛亮(三国)智慧文化产业示范区,其中主要“奇迹”是建设亚洲最大人工瀑布。示范区承建方与各村签订了十年租地合同(美其名曰“以租代征”),农民毫无自主权;共征用了五丈原方圆三个村一万一千多亩地。因为征地时间长了,怕被土地航拍发现,都种满了苜蓿和蒿草,地中间且有部分水泥混凝土建筑设施。此事当地群众多方反映无果。2018年4月22日,被《消费日报网》报道后,开始纠正。由于大部分农民已经拆迁,无法种地,在当地造成不良后果。
  二是盲目引进项目,建设普宁国际服装商贸产业园。普宁国际服装商贸产业园,总投资20亿元,占地 1138亩、“未批先建、土地手续不全而且还能高楼耸立。在项目立项签约和开工建设时,在全国造成一定的影响力,气势磅礴声势浩大。如今工程停工一年,土地闲置无人问津。”(2018-1-29 9:6和谐陕西网《岐山县普宁国际服装商贸产业园手续不全》)
  通过对岐山县农业经济管理体制变革历程的回顾与思考,可以看出,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管理体制,留给我们的沉痛教训是:
  1.建立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农业体制,首先要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不是社会主义。
  在人民公社化过程中,把集体对农民的剥夺,当成社会主义的公有化,把平均主义当作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在这种条件下建立的体制,不可能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农业合作化以后,对包产到户进行过多次批判,错误地把社会主义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可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农业经济管理体制应当是多种形式并存,而不应当是单一形式。
事物发展是不平衡的,不同农村地区之间、不同农民之间、不同农业生产项目之间,都存在差异。因此,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农业经营体制也不应当只有一种形式。只有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才能适应农业生产的特点,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
  3.在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农业体制中,要充分重视农民家庭经营的地位和作用。
家庭作为一个社会细胞,具有特殊的作用。它既适合于生产力低下的小农经济水平,又适合于现代化、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需要。在欧美发达国家,家庭经济仍占有相当重的比重。因此,在完善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管理体制过程中,家庭经营将长期发挥作用。
4.不能把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农村经济同农民保留某些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对立起来,也不能因坚持按劳分配而完全排斥股金分红。
社会主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实行按劳分配,这是不可动摇的。但是,公有化程度的实现与提高,需要一个过程。在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过早地否定农民保留某些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不允许股金分红,是不利于生产发展,不利于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的。
5.实现城镇化决不能剥夺农民世代居住的住宅权,收回土地承包权,斩断农民的生活后路(农业生产),逼着农民上高楼!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实现农村城镇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出现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失败后重新返乡务农的现象。正是进城农民务工经商失败后可以重新返乡务农,才能避免城市内二元结构(即城市居民与进城农民机会不等,贫富悬殊)的形成,这也使得国家可以有效应对经济周期。可以让进城失败农民返回农村务农,这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正因如此,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绝对不应当是让资本自由下乡(岐山县就是如此),而要保护农民对土地的基本权利。这是他们的生存保障。
四、有益的启示
  建国以来,为了建立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管理体制,我们在探索中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获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四十年来,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管理体制,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道路。
  农村改革一举成功,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这是我国农民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的伟大创造,也是我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一大重要成果。
  通过对岐山县农业经济管理体制建立、改革、完善过程的回顾和分析,可以得到以下有益的启示:
  1.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农业的优越性。
   以初级社为主要形式的多种互助合作形式,使农民的个体私有制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是适合中国特点的过渡形式,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合作化理论。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适时地进行经济政策调整,从而避免了因农业生产关系急剧变革往往引起的对农业生产力的破坏,而且总体上保证了农业生产的增长,促进了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保证了社会的稳定。
  2.要充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
  建立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农业经济体制,是一个创举。什么样的体制最适当,需要经过亿万农民去实践。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我国农民的创造。它来源于农民的实践,体现了群众的首创精神。但是,却多次受到批判,被强令禁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尊重了农民群众的意愿,才建立了以“双包”为特征的家庭承包经营和集体统一经营相结合的体制,迅速改变着农村的面貌,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探索了道路,创造了经验,产生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3.党在农村工作中,要充分保障农民的自主权,把尊重农民意愿,调动农民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首要出发点。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段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依靠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了政权。但要巩固政权,发展经济,必须正确对待农民,巩固工农联盟,核心是保障农民物质利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都必须遵循这个基本准则。实现城镇化,更不能违背农民的意愿,没收农民的住宅权,收回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经营权,切断农民的生活后路(农业生产),逼着农民上高楼。
  3.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农民的利益关系,极大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建国初期,百业凋敝,百废待兴。为了巩固新生政权,积累资金,保证工业化发展,保障城市人口生活供应,稳定社会秩序,国家对农业、农民、农村实行了“城乡户籍限制、高额农业税收、粮食统购统销、农副产品统派购、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制度,实行了三十年,才逐步改革。
  近年来,党和国家在农村实行了免征特产税,降低以至最后取消农业税,实行粮食直补、农机具补贴、良种补贴等政策,使农民得以真正受益。这些政策应该长期稳定下来,以取信于民,万万不可随意变动。
  5.必须从全局出发,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使农村改革与城市改革相互配合,城乡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城乡关系和“三农”问题,关系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必须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高度,稳步推进涉及“三农”问题的各项改革。切不可急功近利、盲目冒进、贪大求洋、急于求成,那样只会适得其反。这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增强执政本领。增强政治领导本领,坚持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科学制定和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落到实处。”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奋斗目标,各级党政组织责任重大。
党中央提出了农村改革与发展的新任务、新目标,农村改革与发展任重道远,农村工作者使命艰巨。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我国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这一观点为历代统治者所称道。   
  2015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时作重要讲话。习近平同志引经据典强调:“郡县治,天下安。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的重要基础,也是干部干事创业、锻炼成长的基本功训练基地。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指挥部’,是我们党在县域治国理政的重要骨干力量。”
  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党史研究工作者(笔者在县委党校从事理论研究、党史研究15年),也作为从事农村工作干部(曾在县委农工部和乡镇工作25年),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用“解剖麻雀”、典型分析的方法,回顾、思考一个县的农业经济体制变革历程,目的是“以史鉴今、资政育人”,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让各级领导引以为戒,在工作中少犯错误,以免重走弯路,避免重蹈覆辙。
 


(共1页)[1]